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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马克思预言失灵只剩方法论——读张光明、罗传芳《马克思传》  

2013-03-10 22:16: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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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预言失灵只剩方法论

——读张光明、罗传芳《马克思传》

陆宗骐

张光明、罗传芳撰写的《马克思传》是2010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这是第二版,书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该书的第一版是在十二年前的1998年,马克思诞生180年之际出版的。但“‘急就篇’总难免留下遗憾。…总想如果有机会,能够予以补救。”此次再版,经过“补救充实”,“先前的错漏大约减少了一些,新增的内容相信也较前《传》有新意。”

我没有他的前一个版本,有无新意无法直接进行比较,但以前我曾读过其他作者写的同类作品。因此,这次新版本中的“新意”与之比对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确实,它们与我们中、老年读者当年学到的那些“常识”有不小的差异。

此外,作者还在书的序言中惊叹:“时至今日,在各式各样的解释发挥和层出不穷的赞扬或责难中,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本人的形象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了,真正认真地去研究原著并按照文本原意而不是自己的臆造去理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为此提出:“鉴于此,独立地研究马克思的原著,在今天是更加必要的。”其实,传记作品中马克思的生平经历比之原著更为接近历史真实。只要稍微调整一下视角,同样的历史事件就有可能作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解读。

考虑到这些读者一般不会再选读此类传记作品。本文不妨将这本书中有新意的提法以及我对一些历史事件的重新解读按——“预言失灵还剩方法”、“资本促进繁荣”、“马克思著作深奥难懂”、“马克思生前在欧洲的实际影响力”与“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等——五个主题进行归并、浓缩,便于对此感兴趣的中、老年读者速读之。下面先对所选主题作一简要说明:

预言失灵还剩方法

马克思喜欢预言、期待与展望,但是结果往往落空,这种情况在书中比比皆是。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的预言与结论。另外,所谓的“五社会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据说也失去了绝对的意义。马克思学说原本的“统帅”和“指导”作用,也一改而为“智慧的启迪”。

资本促进繁荣

书中在对“不断革命”的分析之后有一段马克思对1848年之后欧洲经济形势的分析。这段分析十分精彩,它与目前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极为相似,繁荣跟着资本走,不见劳动的踪影。这显然与《资本论》中的观点有不小的差距。

马克思著作深奥难懂

黑格尔的哲学高深、晦涩,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马克思的著作难懂却并非人人知晓。他的好多著作在刚发表时,人们一时都无法理解。“只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以后,靠了恩格斯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更通俗的著作,马克思的学说才逐渐被人们弄懂。”

马克思生前在欧洲的实际影响力

马克思生前在欧洲的实际影响力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这一点在书中多处隐隐地显现出来。

真、假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坚持原则与对人严苛、挑剔是出了名的。在他生前,他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者屈指可数,除非完全按照他的指点行事,例如法国人茹尔.盖得。谁人要是胡乱“剽窃”他的理论,就会促使他决然与之断绝交往,例如英国人亨.迈.海德门。在德国,卡尔.考茨基因为普及推广马克思主义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但是,在马克思生前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高,认为“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是个天生的俗种”。

考茨基以前在我国被批为“修正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传记中,对他的评价中性——“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头号论敌,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支柱”。

下面为与各主题相关的摘录。

[Z]张光明、罗传芳:《马克思传》

2010年8月人民日报出版社

(引文以段为单位,所摘段落后面的数字是其所在页的页号)

预言失灵还剩方法

《共产党宣言》

今天,确实应该承认,《宣言》的若干重大预测没有成为现实,它的一些主要结论已经过时。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至今仍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西方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反而逐渐失去了19世纪的革命性,愈来愈被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同化了。而东方一些落后国家在20世纪上半期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并宣布它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若拿这些社会与所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比,不能不承认有巨大的差别。总之,实际的世界历史进程与《宣言》的预测出现了明显的差距。《宣言》所遇到的种种责难,也正是由这些历史情况中产生的。[Z88、89]

但我们觉得,所有这些事实还不足以否定《宣言》的基本思想。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说:《宣言》中所贯彻的一般基本方法整个说来还是正确的。

关键在于,贯穿在《宣言》中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总之,如果不是仅仅抓住《宣言》的一些过时结论不放,而是把眼光放在它的根本方法上,则《宣言》至今仍是具有极大启发性的伟大文献。[Z89]

《资本论》

从今天的角度看,《资本论》这样的伟大著作也有自己的局限。依我们的看法其关键局限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尽管深刻透彻,细致入微,但还是大大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对生产力的适应能力。这样,简单地沿用《资本论》的结论,就没有办法解释后来资本主义能够长期延续和发展,并且直至今天还能够表现出强劲生命力的事实。这也就是《资本论》和整个马克思学说迄今遭到大量责难的根本原因。然而这部未完成的里程碑式著作,仍然给人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营养,无论是经济学家、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能够从中发现智慧的启迪,而这样的启迪,对于了解现代世界是不可缺少的。但遗憾的是,真正懂得《资本论》,能够摆脱各种偏见、歪曲和庸俗化,独立地去理解它、特别是理解它的方法论精髓的人,至今还是太少了。我们确信,发展《资本论》的方法,超出《资本论》的时代局限,以深入而又远大的眼光批判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仍然能够把我们这个时代有志向的思想者们引向新的境界。[Z258]

“五社会形态理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从来都反对把西欧的社会发展道路变成万能的“一般历史哲学”,套用到完全不同的另外地区、另外社会中去。他那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就是用来指称长期与欧洲历史发展平行,以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和专制主义相互补充、三位一体为特征的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在马克思看来,由于早先历史隔绝,亚洲、非洲、美洲的许多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与西欧根本不同的,简单作比附毫无益处。这种彼此隔绝、独立发展的情况,只是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造就了“世界市场”,才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各民族的历史才变成了统一的世界历史。从上面摘录看,马克思晚年仍坚持这种观点。[Z346]

马克思当年所掌握的材料在今天看来是相当不足的,但他在方法上比起后来那些不分青红皂白,认为全世界都要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要高明多少倍!那种机械的、单线的社会发展观事实上几乎把我们的历史研究引进了死胡同,不能前进半步。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们,是不是可以从马克思本人的启发中,摆脱马克思主义的赝品,走出那些自己制造的永远纠缠不清的无谓争论,开辟一条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路呢?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问题。[Z346]

资本促进繁荣

对1848年之后的经济分析表明,当危机大规模影响大陆,引起革命时,英国却得到了革命的直接好处:革命促使大量资本从大陆流入英国。从这时起,英国的危机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商业部门情况有了好转,新的工业周期开始明显地趋向繁荣。1848年和1849年工业大量增产,这在英国和美国都很明显。英美的繁荣很快又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大陆。从1849年底起,德国工商业开始普遍地活跃起来;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目前这里正经历着工商业的繁荣。结论是:“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Z135]

马克思著作深奥难懂

《共产党宣言》

现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人数还不多,力量也不大,但它应该在当前的革命浪潮中发挥积极作用,作出自己的贡献。同盟的成员们在近期内大都要回到德国去,促进和参加那里的革命。这就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宗旨、目标和策略有明确认识。[Z94]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被大量印成传单,同《共产党宣言》一起分发给即将返回德国的盟员。这样,几百名盟员在投入1848年革命时,是用《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武装了的。当然,《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思想超过了那个时代任何先进人物的思想高度,他们还很难完全理解它,掌握它的根本方法,但这两份文件仍然毫无疑问是他们努力遵循的行动依据。[Z95]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对于自己这部凝聚15年心血的扛鼎之作是非常重视的。书一出版,他就开始留意各种反应。那篇出色的序言最先在伦敦德国流亡者的《人民报》上刊登,随后,美国的许多德国侨民报纸纷纷转载,并加上了种种按语。这对马克思来说是值得欣慰的。但在欧洲方面,情况很是让人沮丧,不仅学院派的著作界对这部书毫无反应,而且马克思自己的密友们也都对书表示出大惑不解。李卜克内西说,从来没有一本书使他这样失望过;另一个朋友比斯康普直接对马克思说,他不明白写这本书“有什么用处”。马克思曾经密切注意德国经济学界刊物的评论,他并不期望得到赞扬,而是期望“攻击或批评”,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得到的只是“完全不理”。在一片沉寂中,只有恩格斯出来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了两篇书评,…尽管如此,仍然没能打破欧洲这边的沉默。[Z177、178]

《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当时受到冷遇是不奇怪的。马克思曾把原因归之于资产阶级用“沉默”来抵制他的“阴谋”,这种愤激之语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但很可能夸大了他的敌人的恶意。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这部著作的全新方法和深刻分析大大超出了一般学术界的理解力,教授们和学者们面对它,不能不感到茫然不知所对。马克思的研究高出于他的一切同时代人之上,无论他的敌手还是朋友。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历来都是如此。[Z178]

《资本论》与《反杜林论》

对于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来说,组织上的统一是头等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的实际力量扩大起来,得到的好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至于理论上的差别,这些一向惯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并不怎么特别看重,更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怎么弄得清楚。因为在这个时期——70年代前期——党内成员们大都对理论问题还不甚了了,只是到了70年代晚期以后,靠了恩格斯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更通俗的著作,马克思的学说才逐渐被人们弄懂。[Z312]

然而李卜克内西毕竟没有糊涂透顶,他还是非常清楚并且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巨大理论才能的。因此当合并不到一年,党内思想出现混乱时,李卜克内西再三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出来写文章批判欧根.杜林,此举表明他还是有头脑的。[Z318]

对于这个人(杜林)的活动,马克思在很长时间内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不肖于跟他去计较。但在哥达大会后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杜林的市场却居然越来越大了。许多不学无术却自命不凡的浅薄文人,竞相把杜林的学说当做一种新思想来欢迎,以致形成了一阵“杜林热”。这在当时是不难理解的:社会主义政党正在发展,很指望得到科学界的支持,而马克思学说还远没有扎根,因此人们就对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新学派”不加分辨地欢迎了。[Z319]

在李卜克内西和党内其他领袖们的再三敦请下,马克思感到问题确实已经有点严重了,“收拾杜林”,势在必行。…忠实的恩格斯此后再不说二话,扔下自己的工作就去“收拾无聊的杜林”了。[Z319]

这样便产生了一部公认其重要性仅次于《资本论》的伟大著作:《反杜林论》。它先是作为系列文章从1877年1月起在德国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连载,到1878年全部出齐后,又合成单行本出版,他的正式书名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内容广泛,既深刻又通俗。[Z319]

如果说《资本论》对一般读者来说过于艰深,《反杜林论》则相对易于理解,因此它比《资本论》拥有更多的读者群。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从读《反杜林论》开始登堂入室的。[Z320]

马克思生前在欧洲的实际影响力

共产主义者同盟

而且马克思进一步看到,在目前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即使侥幸夺得了政权,那结果也是不美妙的:

“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Z137]

恩格斯说,如果当自己所要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客观物质条件还不成熟时却被迫出来掌握政权,“对于一个激进派领袖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事情”,…[Z137]

马克思——按照他的许多政敌的描写,这是一个热衷于争论和分裂的人——还想尽力团结少数派,使组织不至于最后分裂。…[Z137]

沙佩尔宣布说:“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他把他们自己看成是有牺牲精神和热情的革命家,而马克思们却是“靠笔杆活动的”。…

争论的结果,终于使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分为二。

维利希和沙佩尔在同盟伦敦区部支持者较多,于是他们召开会议,决定建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开除出同盟。[Z138]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的建议,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区部担负起新的中央委员会的职责,但维利希和沙佩尔他们却拒绝承认它。

维利希-沙佩尔们根本不承认科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性。最后,科隆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宣布把“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这样,就有了两个“同盟”。维利希、沙佩尔们的那个“同盟”很快就沦为一群流亡者密议冒险、高谈革命的俱乐部,等到连他们自己也已高谈不下去的时候,他们的组织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支持者的“同盟”,终结得更早一些,因为它遭到了普鲁士当局的百般压迫,在科隆共产党人审判之后就无法再存在下去了。[Z139]

(有一次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抱怨说:)“其实,我们根本不曾有过任何党,那些我们至少在正式场合将其算做属于我们一党,我们同时又保有权利在私下称他们为不可救药的蠢材的人,连我们的理论的基本原理都不懂。难道像我们这种逃避官职像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党’吗?”[Z140、141]

在那个最艰难的时期,马克思的朋友越来越少了,…[Z141]

科隆审判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已无法继续存在下去。1852年11月17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布解散了。[Z152]

33年后,恩格斯写道:从1852年科隆共产主义者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们日后散落欧美,天各一方。有的脱离了政治斗争,经商致富;有的参加了其他党派,当上议员、市长,也有的死于贫困艰辛;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普芬德等人则在侨居生活中坚持信念,迎来了后来国际工人运动的新高涨。[Z152]

国际工人协会

在日常交往中,马克思是个随便的、容易相处的人,在政治事务和理论问题上,他却是坚持原则的人。他不能不意识到,国际中流行的主要思潮,是有害于工人运动的。在法国和西班牙、比利时、瑞士等地,占统治地位的是蒲鲁东主义;在德国,拉萨尔主义有极大影响;而在英国,工联主义占压倒优势。所有这些流派,马克思都不能同意,他尽可能地负起教师的职责,向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物们讲解自己的学说。[Z226、227]

海牙代表大会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次(海牙)代表大会是有特殊重要性的。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次大会关系到国际的生死存亡。这话并不夸大,因为有好几个理由决定了这一点。

——巴枯宁的支持者们势力不小,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比利时都有相当气候,这次代表大会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国际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Z292]

——总委员会方面的情况也是令人忧虑的。巴黎公社失败后,总委员会里的矛盾愈来愈激烈,会议上下经常发生争吵,这里面有法国人的吵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离心离德…马克思、恩格斯的老朋友、多少年来的忠实伙伴埃卡留斯,这时也因为一连串事情离职而去了。他留下的总书记一职由英国人黑尔斯接替,不久,由于黑尔斯在重大问题上与总委员会不一致,他的职务又被解除了。[Z292、293]

——工联现在已不像以前那样是总委员会的有力支柱。工联领导人在迅速改良主义化,这在爱尔兰问题、土地国有化问题上都表现出来。[Z293]

——马克思、恩格斯私下已决定,本次代表大会后他们不再参加总委员会。这样就应该在退出之前把一切安排妥当,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说,“在我退出以前,我至少要使国际不被腐败分子所占据”。[Z293]

加强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通过后,人们松了一口气。这时,他们出乎意料地听到了恩格斯的提议:把总委员会驻在地由现在的伦敦迁往纽约。[Z296]

这个令人吃惊的建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商量好的。我们在前面看到,他俩在给别人的信中,一再表示过在海牙大会后想退出总委员会的意思。恩格斯更是力劝马克思早日摆脱繁杂的政治事务,好全心全意完成《资本论》。在这种个人考虑之外,大概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加强,也使得他俩认为,短期内不再会有新的革命发生了,因此他俩直接参与国际领导事务的必要性也就减弱了。另外,马克思可能还认为,他退出总委员会,是对那些攻击他贪权的人的最有力回击。[Z296]

《哥达纲领批判》

德国工人的觉醒较晚。在1848年期间,他们还根本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只是随着6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们才逐渐成长起来,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拉萨尔的鼓动起了很大作用。拉萨尔在1864年去世后,运动继续发展,拉萨尔生前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发生了分化,逐渐形成拉萨尔派和以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为首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这样两派工人运动并立的局面。1869年8月,后一派别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人们所称的爱森纳赫派。[Z263、264]

在理论方面,德国工人运动一直与马克思学说有密切关系。无论是拉萨尔派的领导人,还是李卜克内西,都意识到了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性,都经常写信向马克思请教。爱森纳赫派领导人与马克思的联系更密切一些,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都是马克思全心全意的支持者和学生。该派的纲领和活动中虽然还有不少东西是马克思不满意的,但总体看来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发展。这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该派看做是自己的党,寄予了最大的希望。[Z264]

这就是那篇“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是马克思老年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马克思把这篇“批注”和一封说明性的短信在5月5日一起寄给了爱森纳赫派领袖之一威廉.白拉克,请他阅后转交其他领袖——盖布和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Z313、314]

大概,马克思对这个糟糕的纲领草案已经愤慨之至,完全不抱希望了,所以他在给白拉克的信中简单地声明,写这份“批注”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党内朋友们以后不致误解我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个步骤就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内容是: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纲领草案让马克思确信,合并本身只不过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一时的成功”而已。[Z314]

然而这篇重要的文献,不但没有对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们产生影响,反而被他们隐匿了足足16年。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急于与拉萨尔派合并,顾不上考虑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意见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识水平,他们根本不理解它。他们想必认为,伦敦的两个老头过于吹毛求疵了,于是他们没怎么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只对纲领草案做了不大的修改,就在1875年5月的哥达合并大会上正式通过了,此后这个纲领就作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沿用了16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马克思的“批注”当然以秘而不宣为好。[Z317、318]

马克思事后也没有公布这份批判,而且并没有和恩格斯发表那份宣布与哥达纲领毫不相干的声明。他们默认了这个既成事实。以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和政治上一贯的毫不含糊,这次怎么居然不声不响地让步了呢?[Z318]

因为据马克思、恩格斯自己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可笑现象:在德国,工人、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都郑重其事地把这个荒唐的纲领当成一份严肃的社会主义纲领看,从里面领会出其实并不存在的思想来,谁也不懂得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去分析纲领条文中的谬误。这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可以“将错就错”,对纲领保持沉默。恩格斯后来在1875年10月11日给白拉克的信中对这一点作了说明。[Z318]

于是一场本来在所难免的决裂在不声不响中避免了。伦敦“二老”方面和德国党方面都在一种心照不宣的状态中,让那份纲领供公众去“领会”,而把针对它的“批注”压了下来。直到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要制订新的纲领时,恩格斯才不顾各方面压力,以《哥达纲领批判》的标题把马克思的这一“批注”发表出来。这时,马克思已经去世八年了。[Z318]

真、假马克思主义者

茹尔.盖得

在法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巴黎公社的覆亡中似乎已消耗殆尽,但让资产者万没料到的是,才仅仅几年之后,它就像凤凰再生一样,从前一次战斗牺牲者的灰烬中重新站起来了。在70年代后期工人运动的复兴中,涌现出了一些有火一般热情、有耀眼才华的领袖,茹尔.盖得是他们里面最突出的代表。[Z326]

盖得本来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在瑞士和意大利侨居期间,他对无政府主义失去了信心,开始找寻另外的道路。1876年他回到法国,创办了《平等报》,这时他还没有最后站在马克思学说的稳固基础上,但是已经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路途中大步飞奔了。《平等报》在传播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功劳显著,它虽然遭政府迫害,却仍坚持不懈,在伦敦的拉法格也被吸引来成了它的主要撰稿人。[Z326]

拉法格和盖得有密切通信。这样一来,马克思也就从拉法格那里间接地得到法国工人运动的消息、动态和盖得本人的情况。看得出,马克思虽然对盖得的观点也有批评,但他还是很赏识这位有写作和演说才能,并且对事业充满热忱的人物的。他仔细读过盖得写的文章,还做过摘录。[Z326、327]

1879年10月在马赛召开了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盖得受委托起草纲领。这样,他在第二年5月来到伦敦,向马克思求援。[Z327]

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次见到盖得,总的印象相当不错。用恩格斯后来一封信中的评价说,盖得有极其清晰的头脑,在理论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巴黎人,而且为人爽直而可靠。但盖得的缺点也被他们发现了。恩格斯说他“有巴黎的偏见,似乎必须经常反复地说‘革命’这个词”;而且还“非常急躁”,有“病态的激昂情绪”。这些评价应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共同的意见。还应当说,这些评价真是非常准确。[Z327]

在恩格斯的房间里,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和盖得一起讨论了法国工人党草案。阐述理论问题的导言是马克思向盖得口授的,这一部分用简练的语言说明了法国工人党的宗旨: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实现集体占有制。导言的其余部分盖得和拉法格事先已经拟好,大家也都作了些修改。有些条款马克思并不同意,例如关于法定最低工资这一条。但盖得坚持自己的意见,恩格斯后来说,“我们只得随他的便”。但总起来看,马克思对这个纲领十分欣赏。[Z327、328]

亨.迈.海德门

英国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这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工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走在前面,工人运动发展很早,但也早就具有改良主义的倾向了,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上的社会主义学说最难以对这个发达、富裕而又闭塞平庸的岛国发生影响。但尽管如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马克思学说像一股强劲的风,吹开了这扇封闭的门。

马克思和海德门的交往和断交,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与马克思学说的关系。[Z328]

海德门是个有才能的政论家,1880年与马克思相识。他常去马克思家,从跟马克思的谈话里学了不少东西,也讨论过在英国建立工人党的问题。这使得他在见识上高出他的同胞一头。海德门曾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座谈会上,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里维演讲之后,海德门对里维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引用了《资本论》作论据。里维的回答是:他还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部著作。海德门可以自豪了。[Z328]

海德门和其他人一起在1881年春建立起一个“民主联盟”,几年后该联盟成为社会民主联盟。同时,海德门出版了他刚写好的一本小册子《大家的英国》。这本书里面有几章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抄《资本论》,却根本不提《资本论》和它的作者,而只是在序言里含糊地说,他这本书的理论内容和很多材料应归功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剽窃行为。[Z328]

马克思得到这消息后当然感到愤怒,而当海德门作出解释时,马克思就更不能容忍了。海德门说是由于英国人对社会主义感到恐惧,“不喜欢外国人教训他们”;还说马克思的名字令人憎恨等等。这些胡言乱语促使马克思决然与他断了交。但这没有妨碍马克思承认,他的小册子“作了很好的宣传”。[Z328]

这事件除了表明海德门品质不佳之外,还透露出一种信息,即英国人中即使激进者,也有意无意地想与大陆上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保持距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人的这种心理早有了解,他们两人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认为这将会打破这种心理。[Z329]

卡尔.考茨基

(1881年)4月,来了位还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的名字叫卡尔.考茨基。他的母亲敏娜.考茨基是个有声望的作家,他自己在维也纳受完了大学教育,参加了当地的社会主义运动,后来才来到了德国,给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写稿。这个年轻人兴趣广泛,写得很快,当时已经是个有名气的笔杆子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先对这位考茨基印象不佳。但考茨基对他俩倒是十二分的敬重爱戴,处处执弟子之礼。恩格斯首先和他通信,回答了他的一些问题。不久后,他就来伦敦拜访他俩了。

马克思初次见到考茨基时,仍然没有获得好的感觉。他给自己大女儿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当这个可爱的人第一次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是说这个‘怪人’(德语中和考茨基的姓发音相似),我脱口第一句就问他:您像不像您的母亲?他保证说一点也不像,我暗暗为他母亲庆幸。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不过,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算个正派人;我尽可能地把他打发到我的朋友恩格斯那里去。”马克思对于后辈似乎有些过于严苛,以至挑剔了。不过,他还是和考茨基几次见面,讨论了一些学术和政治问题。看来,这位“威严的但又毫不计较小事的家长”(这是考茨基对他的最初印象)始终没能成为考茨基的亲密朋友。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关系则要密切得多。[Z350]

熟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考茨基后来成为阐述马克思学说的最大权威,第二国际时期欧洲社会主义的思想领袖;再后来,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头号论敌,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支柱。他在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Z35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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